春节临近，给易丽君老师发了祝福语音，也盼着能听到她的回音。回音迟迟没有响起。心中有隐隐的不安，但不敢多想，直到2月7日噩耗传来，我知道我再也听不到易老师的声音了。
在悲伤中陷入怀念，点点滴滴，绵绵不绝。思绪再一次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难以忘怀的年代。我就是在那时认识易丽君老师的。
1979年秋，我走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园，开始了连续八年的求员工涯。激情时代，文学闪烁着特别的光泽，在校园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倘若有哪位老师或员工发表了文学作品或译作，那可是件大事，会引来无数羡慕甚至崇拜的目光。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一名文学青年，我都是带着这样的目光，远远地望着易老师的。
有一天，应该是在1983年，易老师陪着一位瘦弱却儒雅的老太太来找我，还没走近，她就大声地说：“你是小高吧，这是《世界文学》杨乐云老师！”天哪，易老师的嗓门真大，眼睛真大，她一开口，整个东欧语系的楼道仿佛都在震荡。原来，杨老师临近退休，正在物色接班人，就委托易老师帮忙，而易老师通过认真了解最终推荐了我。就这样，我同《世界文学》建立了关联，也自然而然地同易老师有了接触和交往的机会。
从八十年代初起，读者常常会在《世界文学》上读到韩逸翻译的波兰文学作品。伊瓦什凯维奇的散文《草莓》《肖邦故园》《夜宿山中》等，米沃什的诗歌，鲁热维奇的小说《我的女儿》，阿乌德尔斯卡的中篇《绿宝石的眼睛》，姆罗热克的幽默小品，等等。都是些别具特色和魅力的作品，或闪烁哲理之光，或呈现词语之美，或充满思想之力……要知道，那可是在一个荒诞年代刚刚结束之后，外国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无数中国阅读者和写作者的“替代营养”。那时读书，我们都喜欢随手记下一些精彩的段落或句子。伊瓦什凯维奇的散文和米沃什的诗歌中，这样的段落和句子实在太多了。尤其是《草莓》，至今记得它的开头：
时值九月，但夏意正浓。天气反常地暖和，树上也见不到一片黄叶。葱茏茂密的枝柯之间，也许个别地方略见疏落，也许这儿或那儿有一片叶子颜色稍淡；但它并不起眼，不去仔细寻找便难以发现。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璀璨，挺拔的槲树生意盎然，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念……
这样的句子特别能引发我们的共鸣。那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我们真的觉得每天都是新鲜的，阳光的，真的对未来充满了信念。也记得《夜宿山中》里这样的句子：
万般情愫犹如山鹰，翱然而来，又翩然而去，只给我留下了深山寂静的姐妹——内心的寂静。这双重的寂静，像两个连环杯，盛满清洌的山泉和山中苔藓的芳香，把我里外浇遍。百感千思，绵绵往事，都离我远去，而我的灵魂则找到了一条通向宇宙灵魂的路……
伊瓦什凯维奇是散文高手，善于将叙事、描绘、想象、哲思和抒情融为一体，朴素又不失深邃，真切而富有神韵，而且静中有动，虚实交错，而这些都是通过译者之笔传递给我们的。许多人当时并不知道，韩逸其实就是易老师的笔名，“韩”是易老师先生袁汉镕姓名中汉的谐音，“逸”则是易的谐音。当我最初得知韩逸就是易老师时，觉得易老师实在太厉害了，译笔精准，传神，各种体裁各种风格都能驾驭，真正是翻译家，而且就在我们系里，就在我们近旁。
我们在校读书时，北外还比较偏重于语言教学，语言教学是易老师的本职工作，占去了她绝大部分时间，文学翻译就只能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来做，几十年如此，几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意味着一辈子都始终处于劳作状态。若没有内心的动力、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又怎能完成这样一生的坚持啊！
易老师从小就喜欢诗书，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后，又凭优异成绩被选拔为公派职工。当她得到通知自己将被派往波兰学习语言文学时，竟然在会上兴高采烈却又没心没肺地说，到波兰学习语言文学是她的最佳选择，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奇的作品《青春颂》，她在中学时期就读过。如果派她到另外某个国家去，她立刻就打道回府。后来成为她人生伴侣的袁汉镕先生回忆道：“她的这几句大白话，说得全座愕然。真是个口无遮拦、心直口快的野丫头！”单纯，豪爽，心直口快，心地善良又爱憎分明，易老师一辈子都没怎么改变。这样的性格，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竟然也没有给她带来太大的麻烦，实在是她的人生幸运，也是波兰文学翻译的幸运。当然，易老师最大的幸运和幸福就是遇到了袁汉镕先生。袁先生学物理，沉稳，细心，理性，善思考；易老师学文学，豪放，粗犷，感性，爱表达。但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真诚，耿直，厌恶虚伪，表里如一。另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袁先生和易老师一样热爱文学。袁先生从小熟读经书，写得一手好字，时不时雅兴大发，还会写些诗文。他们在波兰留学时相互走近，一起在华沙寒窗苦读整整六年，回国后不久就结为伉俪。人生旅程中，袁先生适时的提醒，肯定让易老师少走了不少弯路。易老师也很服帖袁先生。我就不止一次地听易老师说：“家里小事他听我的多，但大事全是他说了算。”易老师的每部译作，袁先生都会帮着仔细校对、润色和通读，退休后，索性同易老师一道参加翻译。有一回，在波兰格但斯克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易老师拉着袁先生的手，动情地对现场的嘉宾说：“我的每一部译作都渗透着我先生的心血，但他始终不愿留名。所以我的点滴成就，实际上都含有他的劳动。”这真是对令人羡慕又敬重的理想伉俪。
易老师喜欢文学，汉语功底深厚，又精通波兰文，从事文学翻译是迟早的事情。只是缺少一个契机。她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契机竟然是周恩来总理提供的。袁先生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琐事拾零》中详细地记录了事情的原委：
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问在场的外交官们：“有谁读过这部《先人祭》？”全座寂然，无人应答。总理就说：“像这样广为群众接受的优秀文学作品，应把它翻译成中文。”过了一段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出版的孙绳武先生就让家住北外的该社编辑叶明珍来找丽君，问丽君能不能翻译《先人祭》？……叶明珍见她有些犹豫，就说：翻译这部作品确实很有意义，但是没有稿费，又有一定风险，你们要考虑清楚。丽君答应考虑一下，就跟我商量。我说：“有机会翻译出版这部作品是最主要的。你不译，能找谁来译呢？你没有把握译好，恐怕谁也更不会有把握译好，何况你在北外教书，找机会向波兰的专家请教也相对容易些……”就这样，翻译的事就算确定下来了。
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原计划写四部，实际上只写出三部。诗人先一口气写出第二部和第四部，接着便投身于爱国活动，过了六七年后才写出第三部。而第一部始终未能完成。第二部再现了古老的祭奠亡灵仪式，但又借用这一仪式控诉了现实中的罪恶。第四部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基本上都是主人公古斯塔夫的述说和表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特殊的现实中，《先人祭》第二部和第四部都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第三部是整部诗剧的核心和精华，最最适合翻译成中文。于是，易老师就从翻译《先人祭》第三部起正式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1970年，北外按上级指示搬到湖北沙洋办学。白天，参加完批斗，还要种菜、养猪、种稻子，自己动手建宿舍和教室。翌年，又增加了教学工作。白天全部排满，只能晚上挤时间做点译事，还得偷偷地做，因为这并非学校下达的任务。就这样，断断续续花了一两年工夫才完成了初译稿。回京后，又利用业余时间查字典找资料，不断完善，还利用陪团出访机会，找到昔日的导师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袁先生又从头到尾校对、润色并抄写，二人认真审读多遍，方才将译稿交给了出版社。1976年，当易老师看到《先人祭》样书时，激动得简直想要大哭一场。
之后，易老师又独自、或与袁老师合作翻译了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塔杜施先生》，显克维奇的《十字军骑士》（上、下卷）和三百万字的“三部曲”：《火与剑》（上、下卷）、《洪流》（三卷本）和《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等经典作品。易老师翻译波兰经典文学，也翻译波兰现当代文学。其实翻译经典文学已经够她做一辈子的了，但易老师情愿不时地跳出舒适区，迎接新的挑战。用她的话说，“这样更过瘾！”
贡布罗维奇，波兰文坛上的异类，从一开始，他就同传统决裂，同模式决裂，坚决主张要让文学独立自主。他独特的贡献也正在于此：将现代性引入波兰文学。《费尔迪杜凯》是他的代表作，充满了荒诞、粗俗、游戏和不正经的气息，黑话，怪话，反话，俚语，双关语，讹音，谐音，近义词，多义词比比皆是，完全不顾语法和章法，光要理解它就够译者伤脑筋的了。最终，易老师夫妇花费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啃下了这部二十余万字的作品，竟然与他们翻译一百三十余万字的《洪流》所花的时间相当。
托卡尔丘克是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魔幻和神秘气息，童话和神话色彩，在她的作品中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混合。历史，文化，自然，乡俗，医学，心理学，解剖学，生物学，电影，音乐等等都是她的关注点和兴趣点。她是个路子宽广、观念先进的作家，可想而知，易老师和袁老师需要查阅多少资料，了解多少知识，才能精准把握她的作品。二十年后，托卡尔丘克捧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
诗人赫贝特朴素、亲切，散文家赫贝特却深奥、喜欢掉书袋。“蓝色东欧”引进了赫贝特的三部散文集，其中一部《带马嚼子的静物画》，专门探讨荷兰绘画，涉及大量专业知识和美术术语，翻译难度极大。我们首先想到了易老师。当时，易老师已年过八旬，当我们心怀忐忑地约她翻译此书时，没想到，她竟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交稿时，易老师连说了好几遍：“上当了！上当了！翻译赫贝特，能把人折磨死！”
这些作品全是首译。谈及译事，首译和重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首译意味着发掘和照亮，意味着从零做起，理解，把握，面对和解决所有的疑难，意味着开拓性、基础性和建设性的劳作。除了贡布罗维奇、托卡尔丘克和赫贝特，易老师还首译了多少波兰作家和波兰作品啊！希姆博尔斯卡，鲁热维奇，米沃什，姆罗热克……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如果我们去关注易丽君先生的翻译之路，基本上就是跟随着她大致浏览了一遍波兰文学史。”
译著外，易老师还呕心沥血地撰写出《波兰文学》和《波兰战后文学史》等好几部专著，为中国读者走近波兰文学提供了必要的指南。
易老师和袁先生都是工作狂，闲不住，做点事，才感觉充实。这是典型的老一代文人的心态：总希望能对国家、对社会有用。这也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
唯有在聚会或参加活动时，他们才能享受到一点轻松时光。《世界文学》前辈杨乐云先生既欣赏易老师的才华，又喜欢易老师的性格。易老师也特别敬重杨先生。他们两家挨得很近。曾经有段时间，杨先生每年都会召集一次聚会，请上不多的几个人，其中必有易老师和袁先生。孙绳武先生、高莽先生也经常是座上客。江枫先生也参加过一两回。杨先生每回都会叫上我这个后生。杨先生每次聚会必会做两道拿手菜：汽锅鸡和鸡茸蘑菇汤。易老师还会再带几道菜来。这样的时刻，我又看到了那个热情、本真、心直口快的易老师。
有几次，易老师要回请，邀上杨先生和我到她家欢聚。由于专业相近，我们的话题可以围绕着东欧文学。那时候，易老师已经获得不少荣誉，其中包括波兰总统授予的“波兰共和国十字骑士勋章”、波兰教育部长授予的“国民教育委员会功勋章”、波兰外交部长授予的“在世界上介绍波兰文化杰出贡献奖”等等。但她对此只字没提。在后来《世界文学》的一次采访中，我想请易老师谈谈所获得的荣誉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这些没什么好说的。”
波兰朋友和波兰作家来访，会令易老师特别开心。印象深刻的是托卡尔丘克的到访。那是在2008年3月，托卡尔丘克应邀访问北京，听说易老师夫妇翻译过她的两部长篇小说，提出要见见这两位翻译家。他们谈中国，谈波兰，谈文学，谈人生，海阔天空，欢声笑语，一聊就聊了两个半小时，完全像是家庭聚会。当托卡尔丘克听说易老师和袁先生的女儿和她同龄时，立即说道：“那你们就是我的中国妈妈和爸爸了！”
2019年10月，当诺奖评委会宣布托卡尔丘克获得201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媒体迅速发现，易老师和袁先生早就翻译过托卡尔丘克作品，易老师还分别为书写了序言。那几天，易老师家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她耐心地回答着一拨又一拨记者的采访。事后，老人在电话中对我说：“太好玩了！太好玩了！”于她，自己的译作产生了反响，才是她的高光时刻。
2020年底，多年卧病在床的袁先生离开人世，这对易老师构成的打击到底有多大，唯有她本人知晓。失去了心灵支撑，老人顿时陷入低迷状态。他们太相爱了，一直相依为命，袁先生离世刚一年，易老师便匆匆驾鹤西去，一定是找袁先生去了，一定的。
雨点也许会跟我一起降落到地上，因为随着我同寂静慢慢融合为一体，我也会变成露水、云雾、雨滴；变成石头、植物、蛇；变成数字、度量、容积；变成多维时空的交响诗……
我一遍遍地读着易老师的译文，仿佛想通过这些文字再次见到易老师。文字有灵，恍惚间，我好像真的看见了易老师，乐观，洒脱，大大咧咧地走着，走在“一条通向宇宙灵魂的路上”。
